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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银行是1937年10月1日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的基础上改组成立，资本金10万元，总行设在延安，在绥德、三边、陇东、关中设立分行，下设支行、办事处等分支机构。。

历史

边区银行最高决策机关为边区政府银行委员会，1943年后改由中央西北财经办事处领导。1943年5月由边区政府财政厅领导。有关业务方针的制定及监督，发行数量的确定与检查，准备金数量的规定，预决算及各种报表的审核，资本之增减，分支行之废立，处以上行员之进退，50万元以上放款与投资，各种存款利率的规定，纯利的处置与分配，重要业务的监督等，均需通过上述两个领导单位。

陕甘宁边区银行发展存款、汇兑业务，发放生产和贸易贷款，先后发行“光华商店代价券”、陕甘宁边区银行币、“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等纸币。^[1]

• 光华商店代价券：根据第二次国共合作两党协议，陕甘宁边区不设银行，不印发货币，市面上通用法币。1937年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决定收回发行的纸币（即苏票），并设立营业部，按照6∶1（即6元苏票兑1元法币）的比价，用商品收回西北分行的纸币，此后法币开始在边区作为本位币流通。但市面流通的多为法币五元、十元券，辅币十分缺乏，从1937年1月到1938年6月的一年半中，仅设在西安的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分支机构兑出辅币2000元。^[2]因此以“光华商店代价券”发行的纸币均为法币元之下的辅币。有1938年、1940年两种年份。1938年版共有2分、5分、1角、2角、5角面额5种；1940年版5角、7角5分面额。


• 陕甘宁边区银行币：1940年11月19日国民政府正式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军饷（其中每月拨给陕甘宁边区军饷63万元法币，另加上国际援助，边区年收入1000万元法币，基本满足财政支出，内部税收仅占财政收入6%，公粮仅占总产量的1.3%）。1941年初爆发“皖南事变”。“最大的一次困难时在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3]1941年边区征收公粮20万石，占总产量145.58万石的13.8%，财政收入边币1960万元，财政支出2527万元。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1年1月30日颁布《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自即日起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并于1941年2月18日宣布发行边区银行币(简称边币)，规定在边区境内只准使用边币。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边币共有1角、2角、5元、10元、50元、100元、200元、500元、1000元、5000元共10种面额，14种券别。并逐渐收回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陕甘宁边区银行还发行过500元、1万元、5万元本票。边区被迫开展“大生产”运动与“精兵简政”运动、“减租减息”运动，1942年粮食产量150万石，1943年粮食总产181.22万石，都实现了自给；1942年财政收入边币34887万元，财政盈余边币10893万元。


• 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1944年5月23日中共中央西北财经办事处作出《关于发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的决议》，1944年7月1日正式发行，至1948年1月停止。流通券1∶20兑换陕甘宁边区银行币。与陕甘宁边区银行票币互相兑换。流通券共有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200元、250元、500元、1000元、2000元、5000元11种面额，14种券别。边币、流通券同时流通一年后，于1945年6月确立了流通券的本位币地位，边币逐步退出。

1940年，毛泽东致信彭德怀，提到“根据地工作最差最无秩序最未上轨道的是财政经济工作，许多重要工作都接受了苏维埃时期的教训，独财经工作至今没有接受过去的教训，如不速加注意，必遭破产之祸”，财经金融工作须加以改善。

1941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金融讨论会，毛泽东到会并作了总结发言，指出边区的问题，基本不是金融的问题，而是经济与财政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只有通过发展生产。1941年底，边币与法币的比价稳定在2.5比1.

1942年9至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整顿财经方面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和发展公私经济、支持财政周转、发行调剂货币的银行工作任务；毛泽东亲自组织收集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历史的和现状的材料，为会议撰写了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由贺龙在12月21日和29日向西北局高干会议传达，强调了农贷的作用并在总结陕甘宁边区农贷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发放农贷的七项原则，把增加农贷作为发展边区经济的重大政策提了出来。1941年底，边币与法币的比价稳定在2.05比1.

1943年，边币发行163064万元，是1942年底累计发行额11845万元的13.77倍，其中三分之二用于财政放款，导致物价上涨23.9倍，边币与法币的比价暴跌至10：1，陇东分区甚至达18比1.

1944年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任命陈云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经济工作。1944年3月，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次高干会议，中央书记处主管财经工作的任弼时做了《去年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金融、贸易、财政政策基本方针》。

1948年1月陕甘宁边区与晋绥边区统一为西北解放区后，陕甘宁边区银行并入晋绥边区的西北农民银行。

历任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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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菊如1937年10月1日至194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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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理治1941年3月至1943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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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亚光1943年1月至1947年11月。

参考文献

1. 
   ^ 朱清华 李东：“陕甘宁边区银行及其发行的纸币”《收藏》 , 2010 (7) :164-168
   


2. 
   ^ 雷和平:“对陕甘宁边区银行历史贡献的几点认识”，《金融时报 》2015年09月28日
   


3. 
   ^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页。